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是如此，那是从封建的贵族时代转向大一统的帝制时代的转型时期。

就子路的个性气质和思想倾向而言，他心目中推崇的强可能是一种外在的体质的强壮、强悍，对此孔子心中很清楚，所以他以反问的方式启发子路，提出自己关于强的理解，即中庸之强。《尔雅·释虫》：强，蚚，郭璞注:即强丑捋，邢昺疏：强，虫名也，一名蚚，好自摩捋者，盖蝇类。

中立久而终不倚，所以为强。不变其未达之所守易，不变其平生之所守难。这是一种难得的处世智慧，是中庸之道的最高境界。‘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国无道，至死不变。两君子，字虽不同，然言君子四强哉，终是接着君子说。

《礼记·乡饮酒义》：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南方之强也称为君子之强，但与中庸四强称为君子要轻。后来，他在《政道与治道》中深化此说，以贯通内圣（良知、道德理性）与外王（科学、民主）。

唐、牟、徐均为熊十力弟子，熊牟一系往往被视为新儒家正宗。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又该如何看待新儒家呢？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儒家 按惯常理解，现代化是指源于西方尤其西欧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影响到人类生产生活各领域，并向全世界扩展的普遍历史进程。往前追溯，牟宗三、唐君毅等已结合康德哲学或黑格尔哲学解释儒家思想，冯友兰则借用新实在论、逻辑经验主义等建构哲学体系，但未必就能真正把握儒家传统的精义。比如，梁漱溟通过比较东西文化，认为东方文化更适合人类未来需要，特别表彰理性早启、伦理本位优越性。

但对非西方国家而言，在追求现代化与保持传统之间，必然会产生冲突。对我们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解决之道。

在他看来，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所作所为大概是以夷变夏，故而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出走香港，后来又赴台湾。身处传统与现代之间，要实现传统的现代化，需要对传统与现代都有很好的理解与把握。钱穆晚年曾向今日大陆推行的中国社会主义致意，虽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言的社会主义甚多抵牾，但不失为从中国文化精神来理解社会主义的一种努力。这一方面要求我们打破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普世神话，把它还原到西方文明的特殊语境中予以理解。

然而，马克思也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作了彻底批判，揭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孳生的新宗教——金钱拜物教——使人类自由陷入新的异化之中，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无法摆脱内在矛盾而必将为一个更合理的新社会所代替。重审新儒家之得失，恰是因为既往不可追，未来尚可期。如何在多元视野下构建比资本主义现代性更好的现代性，如何在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更高层面思考中国与人类的未来，这样的问题早已摆在新儒家面前。但新中国的新气象使他有了新认识，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传统中国缺乏的团体生活，而且还透出了人心—— 这正是他努力追求的目标。

出走者，有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广大亚非拉落后国家，在反殖民反霸权、追求独立与解放的过程中，出现各种反现代化思潮，多主张重视和护佑自身传统文化。

言下之意，儒家文化也是可以联通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个世纪前，那些令人尊重的新儒家前贤，同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一样，均是对中国与世界怀抱大志愿，因不满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而要有新创造。

这里反映的正是海外新儒家越来越突出的学院化、知识化趋向，而在把儒家知识化的过程中，他们又多采用西方学院里流行的各种知识工具，美其名曰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新儒家学者对待中华文明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但均怀有不同程度的思想、文化和情感认同。与熊十力同列第一代新儒家的还有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钱穆、冯友兰等，其学问与思想各有特点。这让人想起思想史学者张灏，他从所谓幽暗意识出发，批评徐复观强调的忧患意识及儒家性善论。然而，从卢梭、尼采到海德格尔，均在试图借助西方古典文明解决现代性问题时，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不断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与中华文明的优异特质相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植根于数千年文明的丰沃土壤中才能行远致广。

众所周知，面对西方文明的深重危机，海德格尔及其同龄人汤因比均注意向东方寻找智慧。这一方面源于在国际体系中居于霸权地位的西方国家的影响，另一方面因为当年他们还没看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

在中国日益强盛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更加重视，深刻认识到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正因如此，现代文明常常被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现代化常常被等同于西方化。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 进入专题： 新儒家 人类文明新形态 。留在大陆并参与政协工作的梁漱溟，则经历了思想认识上的转变。

他进而断定，熊牟一系企图建立的是涵盖一切文化活动的至高无上的教， 而不是知识性的学。纵览人类社会发展史，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在摧毁封建主义旧制度、释放人身和思想自由、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方面发挥过巨大作用。是不是西方文明一开始就蕴含着现代性危机的种子？有研究表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与技术主义、虚无主义之间存在实质性关联。留下者，对待新中国有从不认同转为认同的，也有一直不够认同的。

马克思主义源自西方，但它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以宏阔历史视野指示了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创建人类文明新的前景和方向。从中华文明中寻求有助于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因素和潜能，需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可以说，20世纪西方重要思想家和学者，不管政治倾向如何，无不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展开批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乃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非沐浴在基督新教或金钱拜物教圣光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

无论个人的安身立命、家庭的美满幸福，还是社会的和谐有序、国家的长治久安，更不用说国家间的和平共存、文明间的美美与共，都迫切需要人类付出心血和智慧，提供新思想和新方案。作为欧洲文明之子的韦伯痛苦地承认，在新教伦理的理想主义火焰燃尽之后，一个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心灵的尼采式末人世界展现出来，人类将普遍为密不透风、无所逃遁的现代官僚制铁笼所统治。

到第三代新儒家，更有转而认同现代西方文明，直至把儒家自由主义化的。在徐复观看来，性善论正是接引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也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它需要并呼唤着广大仁人志士的加入。而张灏认为，西方自由主义及宪政民主正视人的罪恶性和堕落性，儒家成德的乐观精神和理想主义恰是中国传统开不出民主宪政的一个重要思想症结。

新儒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局限，势必导致其无法想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可以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熊十力虽极力抨击秦以来两千年政治为专制，但仍通过六经注我的方式熔铸儒佛，重新阐释儒家哲学，建立新体系。

从晚清辜鸿铭大谈中国人的精神，到国粹派的固守乃至反动，那种对民族文化的自豪自傲中透出的不甘与激越，或可视为新儒家的预演。牟宗三主张的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可谓典型代表。

故而，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思和超越，需跳出西方文明，开启更宏大的比较文明视野。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之际，旧朝臣子为了对旧朝尽忠，面对新朝统治者时采取饿死不食周粟的不合作态度，时常被褒扬为气节高尚。